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抚今思昔，在纪念土力学和岩土工程学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建国初期，老一辈专家和同行们精神的可贵和业绩的伟大。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国家基本建设面临的困难，不仅是财政的捉襟见肘，更大的难处可能还有机构不配套，人才和经验的匮乏。尽管“一穷二白”，建设还必须“上马”，这样，建造在湿陷性黄土地基上的山西经纬纺织厂等出现全国闻名的工程事故，就不足为怪了。
中央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不经过勘察就不能设计”。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成立，负责管理全国城市勘测工作。这是全国各部委纷纷建立勘测单位或者部门的背景。
作为首都，对建筑设计和城乡勘测工作的重视，似乎更早一些。1949年1月，在和平解放仅仅两个月后便成立北京市建设局；同年5月，成立北京（平）都市计划委员会；12月成立北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及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显现出新政府朝气蓬勃的气势的高效率的工作。
在北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及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的指导下，1951年成立国营永茂建筑公司，下设设计部，设计部下设地基调研组，后改称勘测科，应该是国内较早的建筑地基专设机构。以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为主体，后演变为北京建筑工程局设计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科成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室。这个过程比中央水电水利部、重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和总后等部门在京先后建立下属勘测单位还要早一些。1955年，当时的北京市规划局决定，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室和建筑事务管理局的测量队、工程地质勘测所三个单位合并，成立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便是今天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前身。
在机构合并前后，第一是人才的培训。除了从土木工程和结构专业改行的工程师们，大批的技术干部都是依靠“训练班”的培训，在实践中逐渐成才的。1953年10月，举办了有51名学员参加的《勘察技术训练班》。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也于1954年秋，对招收的108名学生举办《专业技术训练班》，很多优秀的学员后来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第二是建立实验室，研制简单实用的钻探、取样和载荷试验等基础设备；第三是进行了城乡普查与详查工作，为首都城乡规划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档案室里查看到这些已经发黄了的资料和图纸，仿佛在向我们述说着当时的艰辛；第四是完成了多项建筑与市政过程的勘察工作。如解放后北京市第一批供水设施，有北京水源二、三、四厂；北京的第一批工业建筑，如石景山发电厂、石景山钢铁厂、新华印刷厂、琉璃河水泥厂、国棉一、二、三厂、印染厂、北京毛纺织厂、玻璃总厂、化工总厂、内燃机厂、电子管厂等项目的工程勘察（据《北京勘察志》）；同期还进行了很多关乎国计民生的民用、军用、文化、商业项目的勘察与评价工作。当时的勘察，靠的是“手摇钻”、“排子车”，用强体力劳动描绘国家的未来。
勘察院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几代职工的努力。但最令我们难以忘怀的，还是创业时期的两位总工程师张国霞老师和陈志德老师。他们分别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康耐尔大学获得学位后，立即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若干重大工程的把握与指导，也不仅仅在于结合北京条件，建立的本构模型和一系列的分析方法。他们的主要贡献，第一在于对单位、乃至行业发展的构思与远见卓识；第二在于他们做学问的精神和对国家、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这些贡献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宝贵财富，溶入到了我们的文化当中。
张国霞总工程师注重实践。在大量工程对勘察工作的迫切需求面前，他带头把考古用的“洛阳铲”由扁圆型改为圆筒型，解决了可以适应当时建设规模的钻探工具问题；他和同事们又研制了10公斤“尖锥”，现在称为“轻便钎探”，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研制的原位测试设备，载于国家标准，沿用至今；在他的领导下，勘察院进行了北京地区各类土的系列的平板载荷试验和室内试验，提出了考虑非线性性质的载荷试验曲线的模拟方法与参数定义，建立了室内外土工参数的关系，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地基规范中具有特色的承载力规定；当时还进行了各类建筑的系统的沉降观测和已有建筑的裂缝调查，用反分析方法获得土工设计指标，形成了沉降控制设计的量化标准；他还用温克尔地基模型和简化的砖混结构模型，建立了地基与上部结构的协同作用分析方法。最近看到英国一些学者近期的工作，在协同作用分析中，将上部结构简化为“深梁”，这和我们张国霞老师50年前的工作，在实质上非常相似。张国霞老师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论文《北京城区及近郊区的浅地基类型及在其上兴建建筑物的初步经验总结》和《沉降观测的成果分析》两篇文章，可以看成勘察院在技术发展上具有里程碑作用的进展，也是他在此后一系列更加重要工作的新的起点。张国霞总工程师的工作使勘察院甚至在国际著名的杂志由《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改名为《土力学与岩土工程》之前，就将勘察与结构设计紧密结合，实际上是沿着后来被称为“岩土工程”的学科规律发展。
在美国学习水利工程的陈志德总工程师回国后的第一项任务是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施工总负责人，后来又担任了一系列的领导职务，这使他的眼光更加开阔。担任勘察院的总工程师之后，他提出，“工程设计所要求于勘测工作的是：用最少的费用，最短的时间，全面而恰当地解决工程地质问题”。根据当时的需要，他分门别类地提出不同工程类型在区域规划阶段、总平面布置阶段、技术设计阶段和施工设计阶段的具体任务，领导了北京市城区、近郊区和所谓“几条沟（拟发展的山区河流流域）”的不同比例尺的普查和详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建立的地下水位监测孔，数十年来保持不间断的监测，数量不断扩大，监测精度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形成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和GIS系统，对北京市的城市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稍后一些，在他的主持下，从北京大学、河海大学毕业生中，吸收了一批学习自然地理、地貌学、植被与小气候、以及陆地水文方面的毕业生，他希望开展的工作与今天的环境岩土工程十分相近；他也是最早提倡在勘察单位开展地震工程学甚至工程地震学方面研究和土动力学试验研究的专家之一。这方面的思路与今天被称为“岩土地震工程学”的研究基本一致。
在他们远见卓识的领导下，当时，或者稍后一些，勘察院出现了以袁炳麟大师、叶予政教授、韩玉明高级工程师等人为代表的技术专家，他们对勘察院早期的工作都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国家基本建设面临的困难，不仅是财政的捉襟见肘，更大的难处可能还有机构不配套，人才和经验的匮乏。尽管“一穷二白”，建设还必须“上马”，这样，建造在湿陷性黄土地基上的山西经纬纺织厂等出现全国闻名的工程事故，就不足为怪了。
中央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不经过勘察就不能设计”。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成立，负责管理全国城市勘测工作。这是全国各部委纷纷建立勘测单位或者部门的背景。
作为首都，对建筑设计和城乡勘测工作的重视，似乎更早一些。1949年1月，在和平解放仅仅两个月后便成立北京市建设局；同年5月，成立北京（平）都市计划委员会；12月成立北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及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显现出新政府朝气蓬勃的气势的高效率的工作。
在北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及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的指导下，1951年成立国营永茂建筑公司，下设设计部，设计部下设地基调研组，后改称勘测科，应该是国内较早的建筑地基专设机构。以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为主体，后演变为北京建筑工程局设计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科成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室。这个过程比中央水电水利部、重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和总后等部门在京先后建立下属勘测单位还要早一些。1955年，当时的北京市规划局决定，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室和建筑事务管理局的测量队、工程地质勘测所三个单位合并，成立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便是今天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前身。
在机构合并前后，第一是人才的培训。除了从土木工程和结构专业改行的工程师们，大批的技术干部都是依靠“训练班”的培训，在实践中逐渐成才的。1953年10月，举办了有51名学员参加的《勘察技术训练班》。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也于1954年秋，对招收的108名学生举办《专业技术训练班》，很多优秀的学员后来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第二是建立实验室，研制简单实用的钻探、取样和载荷试验等基础设备；第三是进行了城乡普查与详查工作，为首都城乡规划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档案室里查看到这些已经发黄了的资料和图纸，仿佛在向我们述说着当时的艰辛；第四是完成了多项建筑与市政过程的勘察工作。如解放后北京市第一批供水设施，有北京水源二、三、四厂；北京的第一批工业建筑，如石景山发电厂、石景山钢铁厂、新华印刷厂、琉璃河水泥厂、国棉一、二、三厂、印染厂、北京毛纺织厂、玻璃总厂、化工总厂、内燃机厂、电子管厂等项目的工程勘察（据《北京勘察志》）；同期还进行了很多关乎国计民生的民用、军用、文化、商业项目的勘察与评价工作。当时的勘察，靠的是“手摇钻”、“排子车”，用强体力劳动描绘国家的未来。
勘察院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几代职工的努力。但最令我们难以忘怀的，还是创业时期的两位总工程师张国霞老师和陈志德老师。他们分别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康耐尔大学获得学位后，立即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若干重大工程的把握与指导，也不仅仅在于结合北京条件，建立的本构模型和一系列的分析方法。他们的主要贡献，第一在于对单位、乃至行业发展的构思与远见卓识；第二在于他们做学问的精神和对国家、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这些贡献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宝贵财富，溶入到了我们的文化当中。
张国霞总工程师注重实践。在大量工程对勘察工作的迫切需求面前，他带头把考古用的“洛阳铲”由扁圆型改为圆筒型，解决了可以适应当时建设规模的钻探工具问题；他和同事们又研制了10公斤“尖锥”，现在称为“轻便钎探”，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研制的原位测试设备，载于国家标准，沿用至今；在他的领导下，勘察院进行了北京地区各类土的系列的平板载荷试验和室内试验，提出了考虑非线性性质的载荷试验曲线的模拟方法与参数定义，建立了室内外土工参数的关系，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地基规范中具有特色的承载力规定；当时还进行了各类建筑的系统的沉降观测和已有建筑的裂缝调查，用反分析方法获得土工设计指标，形成了沉降控制设计的量化标准；他还用温克尔地基模型和简化的砖混结构模型，建立了地基与上部结构的协同作用分析方法。最近看到英国一些学者近期的工作，在协同作用分析中，将上部结构简化为“深梁”，这和我们张国霞老师50年前的工作，在实质上非常相似。张国霞老师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论文《北京城区及近郊区的浅地基类型及在其上兴建建筑物的初步经验总结》和《沉降观测的成果分析》两篇文章，可以看成勘察院在技术发展上具有里程碑作用的进展，也是他在此后一系列更加重要工作的新的起点。张国霞总工程师的工作使勘察院甚至在国际著名的杂志由《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改名为《土力学与岩土工程》之前，就将勘察与结构设计紧密结合，实际上是沿着后来被称为“岩土工程”的学科规律发展。
在美国学习水利工程的陈志德总工程师回国后的第一项任务是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施工总负责人，后来又担任了一系列的领导职务，这使他的眼光更加开阔。担任勘察院的总工程师之后，他提出，“工程设计所要求于勘测工作的是：用最少的费用，最短的时间，全面而恰当地解决工程地质问题”。根据当时的需要，他分门别类地提出不同工程类型在区域规划阶段、总平面布置阶段、技术设计阶段和施工设计阶段的具体任务，领导了北京市城区、近郊区和所谓“几条沟（拟发展的山区河流流域）”的不同比例尺的普查和详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建立的地下水位监测孔，数十年来保持不间断的监测，数量不断扩大，监测精度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形成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和GIS系统，对北京市的城市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稍后一些，在他的主持下，从北京大学、河海大学毕业生中，吸收了一批学习自然地理、地貌学、植被与小气候、以及陆地水文方面的毕业生，他希望开展的工作与今天的环境岩土工程十分相近；他也是最早提倡在勘察单位开展地震工程学甚至工程地震学方面研究和土动力学试验研究的专家之一。这方面的思路与今天被称为“岩土地震工程学”的研究基本一致。
在他们远见卓识的领导下，当时，或者稍后一些，勘察院出现了以袁炳麟大师、叶予政教授、韩玉明高级工程师等人为代表的技术专家，他们对勘察院早期的工作都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